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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间话语逼近历史的真相――评马步升《一九五O年的婚姻》文学常识www.hlmsw.cn,n0499

来源:飞天文学网    时间:2021-04-05




    《一九五O年的婚事》是一本雅俗共赏的小说,这与其叙事策略有直接的关系。小说的叙事策略既非“新历史主义”的个人化讲述,也非“革命和建设合法性”论证的宏大叙事。我认为,小说叙事是在宏大叙事背景下的民间言说。它将主流话语操控的宏大叙事与民间话语操控的小叙事缝合起来,以民间话语营造小说的生活气息、通俗趣味,但又在民间价值的参照下,力图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本质、肌体进行审视,以思考革命者怎样转换为建设者,怎样在新政权下进行执政?在时代的变革中民间价值与官方价值的冲突这样一些宏大的命题。
    小说的民间话语叙述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民间言说方式:英雄传奇
    民间话语最擅长讲述英雄传奇。马赶山15岁投奔游击队,在革命中历经大小战役,但毫发无损,狂放地自诩“能杀死他的人还没有出世”。更因为战功卓著,解放后被任命为子午县的县长,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成为女人们梦寐以求的汉子。
    马赶山身上,有浓厚的豪侠之气。“豪侠”本色是重义轻利,为了某种信念、国难和友情而慷慨出手。对革命的信仰,使马赶山不顾自己是家中独苗,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与战友、朋友交往也有一股豪情和“义气”。“豪侠”的重义轻利有时就是江湖义气。为了维护古里,马赶山动用公权将满继鼎灭口,对老兵贺拾柴的错误,也不是以国家工作人员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作为处罚依据,而以江湖手段和江湖义气为主。
    英雄传奇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悲剧精神。英雄往往探析了大历史逻辑下“侠义”立场与主流社会形态规训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英雄还是会选择“道义”、选择牺牲自己的悲剧精神。《一九五O年的婚姻》中的马赶山为了保全子午县大部分人的婚姻家庭,以武力将要求离婚的妇女赶回家庭,而触犯了国家头痛型癫痫怎么控制法律,受到免职处分。
    形成传奇的必要条件是英雄的行为不受规范的约束。《一九五O年》为了完成英雄传奇的叙述,其策略就是用“农民逻辑”更换“意识形态”的新装。老革命的农民意识是脱离意识形态规约的最好途径,当然,这也是中国革命和新中国早期一大批建设者的特征。
    第二,叙述的狂欢化:粗鄙和插科打诨
    民间言说的话语方式是狂欢化。巴赫金认为狂欢化言语有四个相互联系的特点:1.亲昵;2.插科打诨;3.俯就;4.粗鄙。整体来说,通过“冒渎不敬,降低格调、转向平实的做法”,或者采用“与人体生殖能力相关联的不洁秽语等等”,在文体中建立起一种“亲昵”的氛围,从而将神圣与世俗、崇高与卑下、伟大同渺小结合起来。
    《一九五O年的婚姻》具有非常明显的民间狂欢化叙事的特征。马赶山最怕听县委书记何自叙的革命大道理。他觉得那是一种僵化的教条。马赶山自己满口农民俚语和粗话,却能将革命和建设工作的大道理入情入理地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又比如,马赶山和小锤子在游击战争时化装侦察,将革命胜利后的生活与“拉庄马”等同起来,等等。正是这些“粗鄙”的民间话语,将领导者、英雄“降低格调,转向平实”,显示出英雄的凡人性。马赶山对革命和建设工作,这些想起来很神圣而庄严的事情,总是故意荡开,插科打诨,说俏皮话。但这并非指他对革命的降低,恰恰是出于对党的政策信仰和将党的政策落实给人民群众的本心和民间立场。
    小说的狂欢化叙事建构起了典型的民间话语,并体现出小说对民间价值的认同。当然,这种狂欢化,也正是本土化的,原生态的陇东民间地域文化的特色。
    第三,通俗趣味:武侠小说程式
    《一九五O年的婚姻》带有癫痫治疗医院浓厚的武侠小说因素。比如小锤子在龙凤饭馆里制服陌生人,与其他警卫员见面“过招”,是武侠小说常用的打斗和竞技情节。小锤子与马赶山之间深厚的情谊,无论马赶山荣耀还是失落,小锤子的不离不弃,构成了武侠小说的“明主与义仆”的关系程式。马赶山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弥漫着英雄美人的浪漫,特别是与荨麻的纠结,更具江湖儿女肝胆相照的韵味。马赶山最后被免职,到偏僻的农场任职,民众为其送行,兄弟忠心跟随,更有美丽女医生姚妙妙剑胆琴心,深情追随,又构成了武侠小说常见的英雄归隐、美人相伴、义士相随的大结局。
    《一九五O年》的民间叙述话语和通俗趣味,应该是这部小说能够被大众喜欢的主要看点。然而,《一九五O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民间话语的历史言说上,和营造一种大众化的审美情趣上。《一九五O年》要在民间话语叙述中,重新整合历史材料,以历史理性开出另一种历史言说的方式,从而逼近历史真相。历史因而鲜活地凸现出相对本真的面目。小说的历史理性思考也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复杂的人性中呈现历史面目。小说中的副县长古里在革命年代就差点置马赶山于死地。在建设年代,又以马赶山破坏《婚姻法》为借口,暗中告马赶山的状,最终使马赶山被免职。从这些方面来看,古里这个人物令人不齿。然而,小说并没有简单地将其塑造成纯粹的政治投机者,而是赋予他丰富的性格内涵。古里屡立战功,群众工作也做得好,口才卓绝,处事干净利落,有革命者的豪情,为革命做过大量的工作。在战争年代,下属刘及第误杀了满家无辜的老小,制造了满家惨案。他一方面包庇了刘及第的恶行,将其嫁祸于国民党;另一方面又有深深的负罪感,以至于影响了他的正常生活。他对马赶山有时颇有情谊,工作配合得相当好,有时却又在背后做小动作、甚至暗中告状等,写出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老革命”形象。而马赶山维护古里,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是战友,更有一层意思是古里是马赶山柳姿的丈夫,马赶山对美女柳全身抽搐是不是癫痫症状姿是惺惺相惜的。马赶山是可以以满家惨案来敲打一下古里的。但以马赶山农民式的淳朴性格和侠客般的豪侠义气,他毅然否决为历史负责,否决还历史真相。原因是“历史永远都是现实的。现实是:古里是柳姿的丈夫,两口子都是我生生死死的战友,古里犯罪的对象是别人,而古里是我们的人。”马赶山甚至为此而将古家的后人古继鼎灭口。马赶山的态度既有讲“义气”的成分,也有为革命者推卸责任、为新政权粉饰的意味,但正因为这样,马赶山的形象才真实生动,折射出光华与暗淡交织的人性之复杂,而人性的表现往往被现实需要所决定。历史真实的面孔往往就是被现实需要描绘的版本。应该说,《一九五O年的婚姻》对这些方面并未浓墨重彩,但正因为下笔不狠,才有了余味。
     第二,在执政者不同的工作方式和心理变化中为革命者到建设者身份的转换提供历史的反光镜。马赶山站在民间价值的立场上,将要求离婚的妇女武力赶回家。他并不是要反对新《婚姻法》,只是他深知这些封建家庭在当时民间的普遍性和合理性。而那些要求离婚的妇女,大部分不过是受了激进干部的动员,并未深层次地理解自己婚姻而做出的一时之举。所以,他维护了许多濒临破裂的家庭,自己却触犯了《婚姻法》。从根子上说,党制定《婚姻法》也是让妇女生活得更好,而对当时子午县的妇女来说,维持家庭要比离婚更好。但马赶山做工作的方式却授人以柄,最终被免职。从小说中马赶山的形象来看,中国社会由战争年代转入建设年代,革命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马赶山由革命者转换为一县之长,成为建设者,执政者。但建设者的工作甚至比革命者更为难做。马赶山站在民间价值立场,并未将自己视作当权者。当权者意识不强就难免缺乏政治头脑。马赶山的失败就是尚停留在农民与豪侠混合的革命者角色身份上,没有实现向政客角色的转换。与此相反,地区公安局长冯立春虽然承认马赶山对待群众离婚事件的做法是对的。但他的一番想法道出了时代变化后,革命者向执政者转换的另一种分化:
&nb辽宁治癫痫哪家正规sp;   “地区别的县委书记县长,工作能力远不如马赶山,但比马赶山至少能多长出十个政治头脑来。他们都是加大力度宣传新《婚姻法》,谁想离婚,问都不问的,尤其是女方提出离婚,一律无条件办理。很多家庭破裂了,许多乡村连起码的生产生活秩序都无法维持,而他们得到的是上级的表扬。这就是会当官的和不会当官的区别,马赶山什么都不差,就是不懂得怎么当官。你以为真的是谁的救星?以前可以这样说,也必须这样做,不这样说,老百姓不跟你走,不这样做,江山拿不到手里,这样说,这样做,一切都是为了对抗统治者。江山到手,你就是统治者,统治者是统治谁的,是干什么的?你是统治者的一分子,还非要和被统治者穿一条裤子,你的命运掌握在谁手里你都不明白,你还想在统治集团里混光阴?真是脑子被驴踢了。”
    冯立春是在新祖国由革命者转换为当权者的代表。小说的这一笔是非常精彩的,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肌体的思考是严肃的,也是沉重的。
    当下的革命历史小说,由于的多元化以及更强烈的商业需求,使得其必须要借助通俗的优势。一九五O年虽然已进入新中国建设时期,但社会的变革因素和过渡特征,使得这段历史的传奇性不亚于革命战争年代。马步升以民间话语的言说方式将通俗小说常用的民间立场及其背后流行的“粗豪气”、“江湖气”吸纳,并将革命者到建设者转换置入以历史理性的审视之下,使得《一九五O年的婚姻》雅俗共赏,在一定程度上达到雅与俗的互动。然而,小说的不足之处也恰恰在这里,那就是:小说虽然俗,却没有“俗”出表面纷纭复杂,实则明朗清晰的程式化的文学世界。如果情节能够再传奇一点,马赶山的形象更光辉一点,感情世界的意乱情迷中痴情更多一点,命运的悲剧感更强一点,完全可以成为一部相当叫座的电视剧本。小说虽然雅,又在怀疑精神及批判理性的精神境界开掘方面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不过,这部小说应该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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